蒋介石离开重庆，便陪宋美龄飞到南昌。

在贵阳时，得悉座落在庐山的“美龄庐”已装修结束，专等蒋介石和宋美龄前往过目，夫妇俩也有此意，待重庆授勋仪式一完，便双双飞南昌小憩几日。

到南昌后，蒋介石马不停蹄地接见地方党政要员、各路军队将领，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似乎有些疲劳的蒋介石直到上午九点左右才起床，来到会客室，陈布雷和陈诚早在那儿等候。见蒋介石来了，陈诚忙上前道：

“校长，龙云和刘湘的电报。”

“辞修，他俩的电报说些什么?”

“校长，共军除了少部分在川滇边境待命外，其余的渡过赤水河，已进入云南扎西。”

蒋介石走到地图面前，认真端详片刻后，才冷笑道：

“毛泽东，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云南扎西那条道，可是一条死路，不出十天，一定把他饿死、冻死。告诉刘湘，仍要加强长江防线，扎西不是毛泽东的久留之地，他会自己走出来的。”

离开花房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走在一起，相互间谈笑风生，心情显得非常愉快。过了水田寨，刚刚绕过一个山坳，他们四人的距离便渐渐地拉开了。毛泽东抽着烟，边走边思考问题。一群战士围上来，其中有人叫道：

“主席，好几天又没听你讲故事了，现在你就给咱们讲一个吧。”

毛泽东看着这群可爱的战士，心里高兴极了，便问道：

“同志们，我看你们个个虎虎有生气，哪个军团的?”

战士们答道：

“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的。”

“哎哟，我还不知道，土城战役，你们纵队打得很顽强、很勇敢、几次突破川敌郭勋祺的防线。”

“主席，你还夸咱们，其实，土城战役我们没有打好。红军没有占领青杠坡，没有实现中央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计划。”毛泽东待这个战士说完，接过话来说道：

“土城战役，同志们确实打得很好，没有实现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计划，不能怪你们。是我们对敌人的兵力判断出现失误，敌强我弱，不能渡江。所以，中央就放弃原来的计划，渡过赤水河，进人云南扎西。”

“主席，我们以后还会再渡长江、进入四川吗?”

毛泽东没有回答这个战士的问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仔细地端详着这个战士稚嫩天真且无邪的圆脸。少顷毛泽东爽朗地笑道：

“你这个小鬼，还想来懵我，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了?你不就是那个为了报仇、一心想回四川的于回川嘛。”

于回川羞涩地笑道：

“是嘛，我于回川的大名，还是主席取的。”

毛泽东变得严肃起来，默默地走出十多米，才对于回川和其他的红军战士说道：

“同志们，目前我们红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三万人不到，蒋介石却调集了近四十万人围追堵截我们，又是敌强我弱呀。所以，我们只能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计划，渡过赤水河，来到扎西。”战士们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毛泽东说话，他们多么希望毛泽东多给他们讲些革命道理啊。毛泽东喝了几口清水，摸出一根烟点燃，甜甜地吸着，然后打着手势又说道：“我们现在进入云南扎西，也是迫不得已。对付蒋介石，现在不能硬拼，要灵活机动，跟他斗智。他进，我们就退，他疲，我们就扰，他退，我们就追，想方设法牵着他的牛鼻子，让他乖乖地跟我们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夺取胜利。目前，我们进入扎西，目的是赢得一些休整的时间，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说到这里，侧身偏头叫了一声：“于回川!”

“在。”毛泽东把他叫到身边，摸着他的头，又说道：“于回川，我们红军一定会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一定会发展北大。我毛泽东还是那句老话，红军不仅要渡过长江、进入四川，还要解放全中国!同志们，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掌声、吹呼声弥漫在冬日扎西的深山峡谷中，犹如滚滚春雷，震撼着神州大地、广袤寰宇。

就在这时，张闻天的警卫小周跑到毛泽东身边，举手敬礼，同时递给他一张字条，但见上面写道：

“泽东同志，你走得好快，我怎么也赶不上你，只好请你在前面暂歇片刻，我有急事和你商量。”

毛泽东笑了，便高兴地对围着他的战士们说道：

“同志们，总书记洛甫有事找我商量，我就不跟你们聊了，实在对不起哟，只有改日再见了。”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道：“谢谢主席。”

毛泽东笑眯眯地目送战士们绕过一个小山包，才找块石头坐下来，点燃一支烟，刚刚有滋有味地吸了两口，便站起来，往后面望去，但不见张闻天过来，于是便对陈昌奉说道：

“小陈，坐在这里还冷飕飕的，走走路，身上还暖和些，走，我俩往回走。”

走出一里之遥，他俩便遇上张闻天。毛泽东说道：

“洛甫同志，你腿疼，走路吃力，怎么不骑马嘛?”

张闻天停下，右手拄着棍子，左手扶扶眼镜，笑道：

“泽东同志，我走路吃力，牲口驮了不少东西，也不轻松。今天，还把博古移交过来的两只铁皮箱子，也让牲口驮上·厂。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它还落在后面，真是人困马乏啊。”

毛泽东却坦然地笑而答道：

“洛甫同志，我想到了扎西，能赢得一些时间和机会，我们一定能研究解决很多问题。”

张闻天喝了几口凉水，把行军壶递给小周，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才说道：

“泽东同志，目前革命处于低潮，红军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离开花房子，我一直在想，如何才能使红军摆脱困境，使革命走出低谷。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行军打仗，我是外行，想来想去，真有点一筹莫展。”

毛泽东悠然地吸着烟，说道：

“洛甫同志，党中央目前思想认识统一、步调一致，是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中国革命走出低谷、赢来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红军遭到严重损失，革命蒙受一点挫折，我想这都是暂时，只要革命的火种还在，就可以燃成燎原大火，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这点，我毛泽东是坚信不疑的。”

张闻天显得很严肃也很认真地说：

“泽东同志，这点我也是坚信不疑的。哎，说内心话，当初中央如能接受你的正确意见，红军就不会陷入当前这种窘迫的境地。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悔。”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道：

“我毛泽东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无非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关键的问题是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洛甫同志，你善于思考，严于律己，值得我学习。当初，你在中央苏区也受到博古、李德的排斥，没有发言权。其实，任何人都是吃一堑、长一智，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个人、一个政党都会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

张闻天点头称是，感到很欣慰。他说：

“泽东同志，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军原定渡江的计划是根本不能实现了，今后，红军何去何从，我得听你的意见。在这样事关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中央如果不尽早作出决策，还会造成新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颇有同感。对这个问题，他其实早有想法，于是便说道：

“洛甫同志，红军现在应以川滇黔边境地区为新的发展地区，用胜仗开展局面。”他摸出一支烟点燃，边走边吸了几口，继续说道：“现在，蒋介石把重兵布置在长江一带，而贵州境内只有王家烈的三个师，防务空虚，我们应该抓住时机，争取从黔西向黔东发展。”

张闻天和毛泽东蹲在路边，掏出画在白布上的行军作战地图，仔细查阅后，非常兴奋。张闻天说道：

“泽东同志，我们到了扎西，就可以通过镇雄、进入黔西的毕节一带。”

“洛甫同志，进入扎西，我们就可以暂时脱离敌人大规模的围追堵截，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让部队得到休整。中央也可以及时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决策。”

张闻天显得很激动。他兴奋地说：

“泽东同志，你的以川滇黔边境作为新的发展地区，用胜仗开展局面，把贵州东南作为根据地，在目前情况下，是非常正确的。我想应尽快召集政治局会议，形成决议，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毛泽东赞成道：

“洛甫同志，我的这个想法还很不成熟，也许还有比这更好的意见。所以，我建议尽快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泽东同志，今晚到了宿营地，我就召集政治局会议。”

张闻天思考和处理问题历来很认真、很细致。和毛泽东分手后，他又专门找了周恩来、朱德和博古交换了意见，同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们认真思考，以便形成统一。其实，周恩来、朱德的想法和毛泽东、张闻天是相通的，红军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他俩心间，使他俩久久不能平静。水田寨花房子，中央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后，周恩来和朱德回到自己的驻地，激动兴奋得彻夜难眠。

一天的急行军，到了燕子洞已经很晚了，草草地吃过晚饭，毛泽东叫陈昌奉给他用热水烫烫脚，铺好被盖，便倚在床上，想静静地休息一会儿，刚刚闭上眼睛，贺子珍便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离开土城七八天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情况如何了?她能否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走到扎西?心里不禁为她担忧起来，于是便叫陈昌奉道：

“小陈啊，你进来一下，我有事问你。”

陈昌奉还没有睡，一般情况下，只要毛泽东还没有躺下，就是再困，他也只能强撑着，他不能在毛泽东需要他的时候，自己早已酣然人梦。今天晚上，他正伏在桌子上，在马灯微弱的灯光下，蘸着水，在桌子上练习毛泽东刚刚教会他的几个字，听毛泽东叫他，便提上马灯，进到里屋。

“小陈，今天晚上你贺大姐住在哪点?你知道吗?”

陈昌奉稍稍盘算一下，便回答道：

“报告主席，昨天我们到水田寨的时候，贺大姐还在岩脚，距我们住的花房子有三十多里。今天，我们从水田寨到这里，据说有八十来里，贺大姐他们走的慢，我估计，她现在离我们这里怕有五六十里。”

毛泽东点点头：

“小陈，你估计得对，五六十里还有一天路。”

陈昌奉安慰道：

“主席，今天走在路上，你和洛甫说话的时候，我遇见了康大姐的通讯员，正忙着给朱总司令送信，我就问起贺大姐的情况，他告诉我，贺大姐现在的情况比在土城时好多了。”

“小陈呀，你也变得聪明了，你是不是说谎话来欺骗我?”

“主席，是真的，我怎么敢欺骗主席嘛。”

毛泽东笑道：

“小陈，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她好，我就放心了。哎，真难为你了。”说到这里，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又问道：“小陈，我记得在土城时搞到几张贵州的报纸，我叫你先保管好，有时间再看。这些天，事情多，忙得晕头转向就忘记了，你把它丢了吗?”

陈昌奉笑道：

“主席，你交给我的东西，在没有你明确处理的意见时，我不会轻易丢掉的。这几张报纸，我每天都很小心地把它捆在行李里，一直带在身边。”

毛泽东高兴道：

“我就知道你这娃娃很精灵，快去找来给我看看，或许能看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陈昌奉提着马灯出去，很快就将报纸拿来了，他将马灯拧亮些，放在毛泽东床边的木桌上。这三张残缺不全的报纸，还是毛泽东在土城时从一个土杂商店的老板手中要来的。他翻了两张，觉得索然无味。报上除了一些花边新闻外，政府性的文章不多。看到最后一份时，有一则消息写道：讨逆第十路军总指挥孙渡率滇军人贵州，并在盐津、绥江等处布防，阻止红军进入云南。文章不长，却使毛泽东陷入了久久地沉思。红军渡过湘江、从黎平进入贵州时，王家烈缩在贵阳，只命令侯之担凭借乌江天险堵击红军，结果在四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组织领导下，三连长毛振华奋不顾身，带领十八勇士渡江成功。经过激战，侯之担全线崩溃，红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占遵义。而蒋介石以督师为名，不仅带着宋美龄、陈布雷、陈诚飞抵贵阳，而且派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率部进入贵州，使蒋介石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贵州的党政军大权。而今，蒋介石又故伎重演，除调川军筑长江防线外，还将中央军、滇军和黔军调到四川。刘湘吸取王家烈的教训，寸步不让，不仅死死守着长江一线，而且还派郭勋祺将防线一直设到土城。云南王龙云更是技高一筹，不死守云南，却将部队派进贵州。可见，云贵川的地方军阀和蒋介石各怀鬼胎。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既要“围剿”红军，又要吃掉地方势力；刘湘、龙云既防红军，又防蒋介石，从而形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局面。这样，必然会给红军留下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毛泽东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利用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蒋介石周旋，最后甩掉蒋介石，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包围圈的设想，这样红军就能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越想越兴奋，索性从床上爬起来，叫陈昌奉把地图铺在桌子上，提着马灯，眼睛死死地盯在扎西、镇雄、毕节、遵义、仁怀、桐梓、古蔺和叙永这几处三省交界的地方。好大一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问陈昌奉道：

“小陈，你去朱老总那儿看看，如果他还没睡，就把他请到我这儿来，就说我有急事和他商量。”

片刻功夫，朱德随陈昌奉来了。一进门，毛泽东就兴高采烈地说道：

“朱老总，你快来看，我毛泽东可发现了新大陆!”

朱德笑眯眯地走到桌边，毛泽东指着报纸，讲了滇军孙渡进入贵州截击红军的消息，然后说道：

“朱老总，你在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龙云，比刘湘、王家烈都机警、聪明，他怕我们进入云南，更怕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云南。所以，孙渡率滇军从云南来贵州，可谓用心良苦，一箭双雕。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孙渡远离昆明，兵力分散，恰恰给我们留下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为我们用胜利来开创局面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们把根据地建在黔西南奠定了基础。如果以后再能把孙渡搞得晕头转向，调得远远的，我们就能走出几步转危为安的妙棋。”

朱德听到这里，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他略略思索片刻，便道：

“泽东，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的意见是不是放弃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计划，红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新的发展地区?”

毛泽东显得非常激动和兴奋。他一挥大手，便道：

“朱老总，我就是这个意见。”毛泽东提着马灯，指着地图，又继续说道：“现在，蒋介石把主要兵力都部署在长江一带，孙渡的滇军也死死地守在家门口，贵州境内只有王家烈的三个师，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争取从黔西南向黔东南发展。”

朱德点点头，沉稳地说道：

“泽东，你的意见非常符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可行。建议洛甫同志尽快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后，用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毛泽东这时才点燃一支烟，深深地、美美地吸了几口，才道：

“朱老总，今天来不及开会了，我把这个想法马上和洛甫、恩来谈谈。如果他俩同意，你就迅速命令各军团立即脱离川敌，向扎西、镇雄集中，并作好和滇军作战的准备。我估计，我们进入扎西后，川军的大部队不会渡过赤水尾随我们而来，红军就可以在扎西赢得休整的时间和条件。”

朱德道：

“泽东，据我所知，西南三省的军阀养军队都是为了保地盘、保自己。我看龙云派孙渡率部进入贵州拦截我们，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自己，他怕红军进云南，更怕蒋介石进云南。所以，我们进入扎西，只要不继续向南推进，他不会离开镇雄大规模地进犯扎西的。泽东同志，到现在，遵义会议的精神也没有传达，全党全军上下的思想都很乱，加上新的行动计划没有定笃，我们确实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候。”

毛泽东默默地抽着烟，认真地思考着问题，半晌又道：

“扎西这个地方，确实是我们目前进行修整的好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应该在这里把一些重大问题研究解决好！”

临分手时，朱德又回头问毛泽东道：

“泽东，滇军进驻镇雄的部队，不知是那部分-的?”

“我也说不清楚，叫三局立即派人先摸摸情况，不能再出土城那种判断失误的事了。”

夜已经很深，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显得很疲倦。朱德见状，便对他说：

“泽东，我看你很累了，我估计洛甫和恩来也许休息了。明天，到大河滩，估计只有三四十里路，我建议就在大河滩宿营，然后找个清静的地方，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红军新的行动方案。加上掉队的红军也不少，在进入扎西之前，我们就先作两天的短暂休整。”

“朱老总，你这个意见很好，明天到大河滩之前，我抽个时间找洛甫和恩来，把我俩的想法先和他们交换一下，如何办，由洛甫决定。”毛泽江说得很肯定。

大河滩两面是山，中间是半里见宽的谷地，山上林木葱笼，郁郁苍苍。谷地的一侧，有一条小河，清澈见底的河水静静向北流去，为这块狭长的谷地凭添了几分灵气和韵味。河上架有木桥，过得河去，依山傍水便是参差依稀的农舍。此处地名，当地农民叫它“庄子上”。先头部队奉命到达这里，便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洛甫等人的驻地安排在这里。

中午时分，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和朱德先后到达大河滩。毛泽东一见掩映在翠柏、绿竹中的庄子上，便高兴地对洛甫、周恩来说道：

“洛甫、恩来，这庄子上依山傍水，修竹婆娑，林木参天，倒是个清幽、宁静的好地方。”

张闻天也很高兴地说道：

“泽东同志，根据你和朱老总的建议，今天就不走了，恩来也很赞成。吃过午饭，大家抓紧时间，作些必要的准备，晚上就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

“泽东同志，彭军团长和杨尚昆来电报，三军团掉队的人很多，希望我们在适当的地方进行一两天短暂的休整。我看这里还很殷实，民风淳朴，是个好地方。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我这就叫小平同志作准备。”洛甫很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便告辞先离去。

几天来，非常艰苦的行军和夜以继日的思考问题，毛泽东确实太疲惫了。中午，他草草地吃了点东西，随便喝了点淡淡的白菜汤，便合衣躺在稻草铺垫的床上酣然入梦了。陈昌奉见状，也不便叫醒他，只得打开行军被轻轻盖在他身上。下午，张闻天有事来找毛泽东，见陈昌奉坐在门槛上，依着门枋，睡得很香甜。他过去推醒他，说道：

“小鬼、小鬼。”睡梦中的陈昌奉听见喊声，急忙醒来，睁开惺忪的睡眼，见是张闻天不好意思地笑了：

“总书记，不知你来了，真不好意思。”

张闻天关切地说道：

“小鬼，天气寒冷，睡在这里是会着凉的。”

陈昌奉感激道：

“报告总书记，行军打仗，经常都睡在野地里，习惯了。特别困的时候，我在雪地上都睡得很香。” 张闻天高兴地拍拍陈昌奉的肩头，又笑道：

“小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注意啊。照顾好毛泽东同志，更不能大意，担子不轻哟。”张闻天说着，便推门进屋，刚要叫毛泽东，忽见他睡得格外香甜，心中便涌起阵阵酸楚，硬是不忍心叫醒他，欲走。陈昌奉说道：

“总书记，你有急事，我叫醒他。”

张闻天摇摇头，说道：

“小鬼，他的确太累了，就是有再要紧的急事也让他多睡一会。”临出门时，又回头对陈昌奉说道：“小鬼，我确实有急事找他，泽东同志醒来了，你就来叫我。”

陈昌奉连连点头应诺，一直目送张闻天消失在竹丛之中。

张闻天走后不久，周恩来也来找毛泽东，但同样不忍叫醒他。他伫立在门外，等了好久好久之后，最后还是离去。

下午，红军陆陆续续到了大河滩。两面山上，到处都是红军的宿营地。冬季里白天短，不到五点，太阳便开始偏西，此时，各连排正埋锅造饭，缕缕炊烟，袅袅上升，转瞬之间便被绚丽多彩的晚霞涂染成一幅幅奇妙无穷的水墨丹青。毛泽东醒来了。他翻身下床，连连说道：

“上天有眼，总算让我毛泽东睡了一个安稳觉。真舒服啊。”陈昌奉听见声音，忙进屋来。毛泽东问道：“小陈，有谁来过吗!?”

陈昌奉便答道：

“主席，总书记和周总政委都来过。”

毛泽东一听，便道：

“昌奉呀，他们一定有急事找我，你怎么不叫醒我嘛?这会误了大事的。”

陈昌奉感到有些委屈，忙道：

“主席，我想叫，但是张总书记和周总政委都不准我叫。他俩说，你太累了，就是有天大的急事，也让你多休息一会儿。”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才道：

“小陈呀，看来又是我错怪你了。我这个人呀，老是错怪你。其实，你没有错，是我贪睡。他俩既然登门找我，一定有事商量，快去请他俩来我这里。”

晚上，在毛泽东住地的堂屋里，几盏马灯熠熠生辉，把屋子照得格外明亮。由洛甫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开得非常顺利。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和朱德等人满面笑容，气氛很好。毛泽东说道：

“同志们，我们提出以川滇黔边境为新的发展地区、以胜利来开展局面的计划，是在原渡江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前提下形成的，真有点万不得已，所以，它不是上策。红军现在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中央的思想统一了，我相信，红军一定会在短时期内找到一条彻底战胜蒋介石、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点，我毛泽东是深信不疑的，同志们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如果形势在短期内不发生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一条惟一的出路，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择。如果红军继续向北，面对长江天险和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敌强我弱，肯定是要吃亏的。掉头西渡金沙江，路途遥远，又有滇军防守，目前不可能，除非把孙渡的军队远远地甩掉，把云南大部的力量调出来，西渡金沙江才能成为现实。贵州境内，只有王家烈的三个师防守，并且是红军的手下败将，我们容易对付。红军有了立足之地，下步如何行动就好办，否则我们只能疲于奔命，就是蒋介石不打垮我们，我们也会把自己拖垮。”

朱德说道：

“目前进入贵州，只需突破镇雄一道防线，我和毛泽东同志都认为，只要红军不在云南了，滇军就不会与我们为敌。”

周恩来说：

“我们在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行动，可以把长江防线的敌人吸引过来，待他逼近红军时，我们又向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地区转移，在大规模调动敌人的过程中，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各个击破，这样就可以实现以胜利来开展局面的计划。毛泽东的建议，可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我是完全赞同的。目前，应命令所有的红军尽快脱离川敌，迅速向扎西聚集。”

朱德接过周恩来的话，说道：

“电报，我已叫参谋部拟好了，政治局决定了，我就立即发各军团。”

“洛甫同志，大家的意见都比较统一了，你就作个决议吧。”周恩来说。

张闻天拿起桌上的笔记本，认真地看了一遍，说道：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围绕着红军目前的战略方向问题，认真地讨论和研究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同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从而统一了思想。就目前形势而言，红军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中央决定放弃这个计划。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胜利开展局面，同时应抓住贵州空虚的大好时机，争取从黔西向黔东发展。所以，命令红军主力尽快脱离川敌，二月九日前向扎西聚集；命令各军团作好和滇军作战的准备，突破镇雄防线，向贵州进发。”张闻天说到这里，把头转向毛泽东、周恩来，征询地又说道：“我讲清楚了吗?”毛泽东、周恩来笑着，满意地点点头。张闻天又继续说道：“前几天，因天气不好，道路坎坷，土城战役的伤病员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路上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各个兵团都有不少掉队的同志，第三兵团尤为严重。明天是除夕，中央是不是决定各兵团就在大河滩作一次短暂休整，每个战士发三角钱，大家欢欢喜喜地过个大年。”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站起来，说道：

“洛甫同志的意见很好，我赞成。”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便赢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散会前，张闻天又说道：

“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决议草案，今天晚上再作一些局部修改，就可以脱稿了。我建议明天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并通过这个决议。”

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的第一军团，除第一师黄甦一部在习水黄陂洞和达凤冈旅发生过激战外，其余的均从土城东、西两面绕过青杠坡，从元厚等地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宋等地。从江西瑞金出发，第一军团虽遭劫难，但是，由于林彪用兵机警，主力未受多大损失，进入贵州后仍有七八千人。林彪处事冷静、谨慎，平时沉默寡言，颇有心计。红军进入湖南、临近湘江之时，博古、李德忽然命令部队左、右路军互换位置行军。这种指挥，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在中外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直到现在，林彪仍百思不得其解，堂堂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为什么会在形势极为险恶，行军时如牛负重的红军，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命令将右路军的位置换到左路军的位置上，结果使红军遭受惨烈的失败。林彪同样不理解，红军在匆忙撤离中央苏区时，为什么李德、博古竟然没有忘记那些瓶瓶罐罐，搞了三千多个担子，由上万名红军战士艰难地担负着，如蜗牛般爬行。而红军西征的中央文件，李德、博古在慌乱中竟然忘记带走，把它留给了蒋介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蒋介石喜出望外，旋即调集中央军、湘军和桂军近四十万的兵力，沿湘江形成口袋型包围圈。这当中，李宗仁、白崇禧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桂军迟迟未到指定地点布防，从而在西南面留下一个大缺口。蒋介石得知李宗仁对抗他的命令，暴跳如雷，发誓欲将李宗仁、白崇禧军法处置。他旋即调湘军和中央军火速聚集湘江，补上了桂军留下的缺口。如果说就在李崇仁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时，红军能按正常的行军速度前进，大部渡过湘江是没有问题的，即使遭到湘军和中央军的堵截和袭击，损失也不会如此惨烈。而李德、博古却在蒋介石心急如焚、调兵遣将弥补过失的时候，从容不迫地改变行军队形，为蒋介石湘江战役获胜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条件。红军主力渡至江中，蒋介石才下令开火，近六万死难的红军很多人还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便壮烈地倒在了敌人密集的乱枪之下。林彪在行军途中得到改变队型的命令时，不禁有些哑然失笑，他怀疑博古、李德是不是有些神经失常，否则为什么会作出如此荒唐、形同儿戏的命令。他嗤之以鼻，用一种完全嘲弄的口吻对聂荣臻说道：

“聂政委，博古作为堂堂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军事指挥上，完全像娃娃玩游戏那样。他也不想想，近十万红军，挑着这么多担子，挤在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一天行军二三十里路，连正常行军都很困难，他还心血来潮搞些新花样，这不是把红军往绝路上的推吗?”

聂荣臻心里也窝着气。红军乱成一团地从瑞金出来时，很多人不知中央的意图是什么，晕头转向地跟着跑，让人一看，转移不像转移，搬家不像搬家，更不像行军打仗，倒有点像逃跑的样子。走在路上，他觉得红军此番离开瑞金，凶多吉少，为红军的前途命运担心。而当时的博古，完全不讲党的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甚至连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都失去说话的机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心目中只有李德，并把李德奉为太上皇，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违抗。而李德则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动辄就说别人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斯大林，扣上托派的帽子而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得党内的民主风气荡然无存。在中央苏区，时任师长的王树声，在广昌战役中，仅仅要求博古、李德不能再和敌人拼实力，将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几百红军撤离战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结果遭到博古、李德的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关在监狱里，当时，已遭到排斥打击的毛泽东想去探望一下他也都遭到博古、李德的拒绝，指责毛泽东是兔死狐悲，最后只能由贺子珍代毛泽东去看望王树声带去点安慰。在张闻天、周恩来和王稼祥竭力地劝阻和保护下，王树声才得以解脱。从此，博古、李德更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中央的命令说：改变行军队形，是为了迷惑敌人，而聂荣臻却认为是虚张声势，掩耳盗铃，三岁娃娃都骗不了，还能瞒过老奸巨滑的蒋介石?于是，他便对林彪说道：

“林军团长，现在十万红军，就挤在屁股大的一小块地方上，又挑着这么多的担子，等左右队形换过来，红军也怕拖得差不多了，还打什么仗嘛。但是，军令如山。我的意见，是一军团相机行动，否则队伍不好指挥。”

林彪点点头，表示赞同，说道：

“聂政委，红军从瑞金出来，今后何去何从，我心中没有什么底数，想必凶多吉少，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你说得对，博古在军事指挥上什么都不懂，完全受命于李德，这是很危险的。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红军，不了解蒋介石，更不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独断专横，一个人说了算，红军跟着他的指挥捧转会吃大亏的。”林彪说到这里，犹豫片刻后，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聂政委，对待博古、李德，我们要吸取毛泽东的教训，不能硬顶，而要采取迂迥作战的策略，既执行命令，又保存实力的办法。我就想不通，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灵活机动，足可以使敌人神魂颠倒，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而对待博古、李德，却又锋芒毕露，和别人拼实力、拼消耗，这样哪有不吃亏的?”

聂荣臻听着，也不搭话，更不发表自己的见解。林彪才觉得自己似乎说得多了点，便转过话题，说道：

“聂政委，我们一军团今后的方针，既不能违背中央军委的命令，又要有自己的主见，灵活机动地带好部队。”

临近湘江时，林彪有些奇怪。他觉得，犹如搬家的几万红军，如长蛇般走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遭到蒋介石的大规模阻击，过江西，进湖南，虽谈不上势如破竹，但敌人也没有阻挡红军，更没有改变红军转移的方向，如此这般反常，将意味着什么?看得见湘江了，却看不出敌人有什么动静，似乎没有一兵一卒，这使林彪警觉起来。他不相信蒋介石如此愚笨。这时，他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兵法曰：江中而战，用兵之大忌也!蒋介石会不会在湘江西边伏有重兵，待红军渡到江中时开火。如果是这样，红军就不能盲目过江。于是，他便对聂荣臻说：

“聂政委，从瑞金出来，红军还没有跟蒋介石打过恶仗、大仗，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我担心蒋介石在玩一个大阴谋。”

聂荣臻若有所思。他觉得林彪的考虑就非常有道理，于是说道：

“林军团长，我们能过湘江，就可以进入广西。这样，蒋介石对红军的威胁就逐渐削弱了。世人都知道，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矛盾很深，桂军是不服蒋介石调遣的。所以，蒋介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红军从自己面前走过而不闻不问。蒋介石会不会在湘江对岸伏有重兵?”

林彪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聂政委，我们不得不防蒋介石的江中而战。”

聂荣臻这时显得很焦急，说：

“林军团长，为了一万多红军的生命安全，我们的这种考虑是对的，并且应该作出相应的部署。但是，博古和李德却发出了限时渡江的命令。我们对蒋介石的底细还没有摸准，盲目过江是危险的。你说，一军团该怎么办?”

林彪稍加思索，脑子一转，便有了主意。他很冷静地说道：

“聂政委，博古和李德的命令不能违抗，我们应该执行。但如何执行，我们得有主见，不能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当儿戏。告诉各师团，抵达江边时，我们不要和兄弟部队争挤过江，放慢行军速度，先期到达的原地休息待命，但不能声张。待摸准了情况，我们再相机行事，这样可以减少危险。若遇不测，更可以减少伤亡。”

“林军团长，情势危急，也只能如此了。”聂荣臻有些犹豫不决，但又无可奈何。

之后，大部队开始过江，林彪和聂荣臻站在东岸的一块岩石上。聂荣臻若有所思，少顷便对林彪说道：

“林军团长，三师已作好准备，开始渡江，一、二师亦在作渡江准备。”

聂荣臻的话音刚落，湘江上空忽然腾起信号弹，转瞬之间上千门大炮轰鸣起来，惊天动地。林彪、聂荣臻见状，大惊失色，一切设想完全变成现实。他俩立刻镇静下来，旋即部署兵力，指挥一兵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予以还击，同时掩护渡至江中的友邻部队。惨烈悲壮的血战结束了，三军团的十八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六万多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因发烧、便秘，一直躺在担架上行军。欲过湘江时，他忽然下了担架，站在江东，一支又一支地抽烟，心里思潮翻滚。这时，张闻天来了。他叫住张闻天，说道：

“洛甫，我料定蒋介石在江对岸设有重兵。我看，湘江不能过。”

张闻天犹豫了一下，说道：

“泽东，博古和李德下了命令，限时红军渡江。”

“洛甫同志，博古、李德情况不明，就盲目命令过江，这不是瞎指挥吗?完全在拿红军的生命当儿戏。”毛泽东说着，拿出一支烟点燃，拼命地吸了几口，又问张闻天道：“洛甫同志，恩来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答道：

“在我们的下游，有二三里的样子。”

毛泽东很着急，说道：

“洛甫同志，我们也包括恩来同志都无法阻止博古、李德命令过江的瞎指挥。但，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有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跟我们做伴。万万不能过江。”张闻天又犹豫片刻后，还是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两人找块平坦的岩石刚坐下，湘江血战便拉开了序幕。

林彪、聂荣臻尽管在思想上有所警觉，行动上亦有所提防，但是，湘江一战，红一军团还是死伤近五千人。过了湘江，在通道会议上，不爱说话，一贯阴沉使人捉摸不定的林彪，坚决反对博古、李德西征计划，支持毛泽东的建议。而博古、李德仍一意孤行，强令红军继续西征。毛泽东非常气愤，严词顶撞博古、李德道：

“红军西征的计划，蒋介石早有察觉，从而调动了近四十万兵力在湘江包围我们。你们竟然不知道，还限时强令过江，使红军惨遭巨大的损失。现在，蒋介石明明又在我们西征的道路上形成新的口袋式包围圈，你们又瞎指挥!湘江血战牺牲了五万多红军，你们还嫌不够吗?还想把这幸存的二万多红军送进蒋介石的包围圈?这完全是犯罪!”

李德也发怒了。他咆哮道：

“红军才遇到一点点挫折，你毛泽东就悲观失望，散布对中央的不满对共产国际的不满，鼓吹逃跑主义。你把红军带到贵州去是断无出路的，你才是犯罪。”

对李德的这种粗暴，周恩来、张闻天和朱德都给予了驳斥，并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心力交瘁的博古忽然说道：

“把红军拉到贵州，那里地贫人穷，红军吃什么、穿什么?蒋介石即使不打我们，自己都会把自己困死!我们都不懂现代战争，下步如何办?还得听李德同志的。”

毛泽东针锋相对道：

“博古，你听李德的，你跟着他去吧，我毛泽东就是一个人也要进贵州!”

张闻天、周恩来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万般无奈的博古、李德无可奈何。周恩来对朱德说道：

“朱老总，中央决定放弃西征、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命令红军，立即进入贵州。”

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猴场附近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召开会议，批驳博古、李德，研究强渡乌江和渡江后的行动方针。同时，政治局规定，今后红军作战的时间及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经过政治局的研究讨论，以此制约了博古、李德的独断专横。会议结束后，朱德亲自到军委纵队和一军团作突破乌江的动员。朱德说：

“红军已挺进到了贵州腹地，马上强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们一定要作好充分准备，时刻不忘我们是工农的队伍，是为解放人民而斗争，是正义的战争。所以，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军委纵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要迅速渡过乌江，为建立川黔根据地作贡献。”

林彪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边，在朱德动员之后，亲自指挥一军团二师强渡乌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遵义会议上，他虽然没有发言，看得出他是反对博古和李德的，对他们在军事上的瞎指挥也是深恶痛绝的。土城战役时，他已率部进入四川，红一军团几乎未受什么损失，在军事实力上在几个兵团和中央军委纵队中是首屈一指、举足轻重的。在四川古宋，当他得知土城战役失利后，情绪有所波动，并把自己关在宿营地的房子里成天地思考问题。聂荣臻几次问他，对土城战役失利有何见解时，他均闪烁其词，神情复杂，不肯正面发表意见。聂荣臻知道林彪的脾气，也就不好再问。其实，林彪当时在心里想得很多，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但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又不肯轻易告诉别人，很多东西只能成为千古之谜。

一天晚上，林彪独自一人静静地躺在床上，望着马灯熠熠闪烁的灯光，心中又泛起土城战役的涟漪，他在想，毛泽东指挥土城战役失利，今后他在中央是否还能立足?遵义会议上，他批评博古、李德的那些观点，博古会不会反唇相讥、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格局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于是，他便想找李德聊聊，摸摸博古的想法。正当他盘算着如何找个借口见李德时，警卫小刘推门进来报告道：

“林军团长，李德顾问想见见你，现在门外等候。”

林彪喜出望外，忙叫小刘请李德进来。一见面，林彪很热情地说道：

“华夫同志，你到一军团，我感到非常高兴，欢迎你到一军团来。忙于行军作战，我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和你认真地聊聊，同时对你照顾也不周，还请你原谅。”

李德听懂了林彪的意思。他连连摇头道：

“林军团长，我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我接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派遣来到中国就没有想到来这里过好日子。其实，我什么苦都能忍受，只是心里太憋气、太憋气了。”

林彪很客气地招呼李德坐到小方桌边，并递给他一碗开水，说道：

“华夫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撤销了‘三人团’，你受了委屈。但在我心目中，你始终是共产国际派到红军来的军事顾问，始终是来帮助中国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国际友人，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谢谢林军团长的关心和理解。”李德显得有些激动。他继续说道：“林军团长，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都想着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我个人的恩怨算不了什么。我最为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一旦落人毛泽东之手，中国革命就会改变无产阶级的性质。”李德说得很激动，很兴奋。他站起来，挥舞着双臂，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地继续说道：“博古同志身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现在完全没有了说话的权力。他非常痛心地看着毛泽东把几万红军拉到扎西的荒山野岭中。这样将会葬送红军、葬送中国革命。我可以说，目前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蒋介石，而是托派分子的背叛!”

林彪觉得李德太偏激了。在军事指挥上，他反对李德的瞎指挥。撤销“三人团”，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控制，他也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在土城战役中，他简直不敢相信，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会如此犯兵家之大忌。分散兵力，判断失误，指挥弱旅攻强寨，并且拼了几天几夜，使红军惨遭失败，牺牲了五千多人。林彪一想到这，便为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甚至多次问自己：靠毛泽东，红军能否转危为安?如今，毛泽东竟然将红军带到扎西，林彪也觉得毛泽东走的是一条死路。北有川军，东南有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的中央军和黔军，西南有龙云的滇军，而蒋介石时而飞往贵阳，时而飞往重庆，又时而飞往南昌督战。如果蒋介石再采取湘江战役时三面合围的战术，在几十万敌军面前。三万左右的红军能往那里走呢?如果再无法保存这仅存的三万多红军，中国革命将毁于一旦。于是，他也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产生怀疑，红一军团何去何从也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痛苦中。对博古和李德，林彪一直敬而远之，既不同流，又不合污，若聚若离，始终持保留态度。在军事指挥上，他总是想方设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遵义出来，红一军团除了在黄破洞和川军交锋外，青杠坡之战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与进入云南扎西的红军相比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红一军团真真实实得到了必要的补给和休整。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考虑更显得谨慎小心，对中央细微的变化尤为敏感。于是，他又问李德道：

“华夫同志，你和博古、凯丰还保持联系吗?他对土城战役有什么看法?”

李德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道：

“毛泽东把红军带进了扎西，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和博古、凯丰同志联系不上。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博古同志根本不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对遵义会议的一些决议仍持保留态度。哎，只是博古同志太讲党性，太讲组织原则，太书生气十足了。他远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李德所说，林彪不置可否。

送走李德，林彪情绪平静了许多。直到这时，他才感到非常疲惫，躺到床上便酣然人梦，待第二天醒来时，已日上三竿。他起了床，推开大门，冬天本无严寒的四川，太阳更是暖烘烘的，加之时有雀鸟啾鸣，他的心情也好了许多。他草草地洗漱完毕，随便吃了几个烤红苕，便叫警卫员把枣红马牵出来，要到外面兜兜风。这匹枣红马，个头不高，却非常强健，它的四肢匀称有力，全身油光水滑，枣红色的鬃毛犹如火炭一般，确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好马。昨天，距一团军驻地不远的一位开明乡绅刘德坤慕名来见林彪、聂荣臻。三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刘德坤当即就送一军团粮食一百石、大洋二千和肥猪五十头。林彪、聂荣臻大喜过望，着实感谢一番，称他为革命功臣。直谈到太阳快要落山，刘德坤才依依惜别。临分手时，刘德坤的保镖牵来一匹马，正欲扶主人上马时，林彪一见便显得激动兴奋起来。他善骑马，亦有过不少好马，但从来没有见过这匹几乎集同类精华为一身的骏马。他走上前去，爱不释手，心里感叹道：此马，简直就是关云长当年的赤兔马啊!刘德坤见林彪如此钟爱这匹马，便从保镖手中接过缰绳交给林彪，笑容可鞠地说道：

“军团长，这就像当年关公的胭脂赤兔马，是我西康那面一个土司朋友送我的。你别看它个子小，却能驮着我，日行三百里，爬坡上坎如走平地，奔跑起来，步子均匀稳当，真是马中珍品。”

林彪点点头，颇为赞叹地说道：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确是一匹难得的好马。”

聂荣臻也连连称赞。刘德坤便笑道：

“军团长，我看你既然如此喜欢它，就留给你吧，让它也为革命立点功劳。”

林彪连连摆手，几分不好意思地说道：

“刘先生，我怎么能这样。夺人之所爱，非君子也!”

刘德坤忙笑道：

“军团长这样说就见外了，我用它，无非跑跑玩玩，代代脚。你们此番离去，必然山高水长，道路崎岖坎坷，荆棘遍野，正好用得上它。再说，你们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求解放什么都不顾，我连一匹马都舍不得就实在感到惭愧了。”

聂荣臻觉得刘德坤完全是一片好意，便说：

“军团长，刘先生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了。”

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也就不再推辞，高兴地说道：

“刘先生盛情难却，我就千谢万谢了。”

林彪翻身上马，缰绳一勒，双脚一夹，就要奔跑。殊不知，枣红马欺负瘦小的新主人，又蹦又跳，想把他从背上颠下来，而训练有素的林彪，不管枣红马时而后腿站立、时而又踢起前腿，他始终稳如泰山，最后，枣红马昂起头来，一声长嘶，便驮着林彪，向村外信蹄奔去。

聂荣臻一大早起来，就接到军委总部的电报。他见情况危急，时间紧迫，就忙着到林彪的住地找他。刚进院子，迎头碰上警卫，才知道林彪出去遛马了。聂荣臻急忙赶到村口找他。约莫一个小时，才见林彪气喘吁吁地策马奔来。聂荣臻迎上前去，焦急地说道：

“军团长，军委总部的特急电报。”

林彪翻身下马，把缰绳递给聂荣臻的警卫，接过电文，但见：

林、聂：根据目前情况，我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军应以川滇黔为发展地区、以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黔东发展。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各军团迅速并立即脱离川敌，向滇境扎西、镇雄集中。作好与滇敌作战准备，争取在该集中地域进行休息和缩编。对沿途地主碉堡在不阻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让其存在；如向我开枪，阻我前进，应以予以反击。二月七日

林彪一脸不高兴，极不耐烦：

“军委总部，根本不知道红一军团在什么地方，简直是瞎指挥。叫我们去扎西、镇雄干什么，明摆着去送死嘛!”

聂荣臻忙劝道：

“军团长，军委总部叫我们到扎西、镇雄集中，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林彪不以为然，仍很固执地说：

“有什么道理，难道送死也是道理?”

聂荣臻严肃地说道：

“军团长，我们必须执行军委总部的命令，这是大局……”

林彪不说什么，甩开聂荣臻，独自默默地向村中走去。

红军在土城失利后，转头进入云南，这对王家烈来说无疑掀掉了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庆幸自己没有步侯之担的后尘，被蒋介石格杀勿论。几天来，他心情显得格外舒畅。忽然，局势骤变，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不想黔军首领何之重，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在黔军中煽起哗变，逼王家烈下台。那天，正是除夕前夜，贵阳城内的老百姓，一年到头就盼着舒舒服服吃顿年饭，不管家境如何都得想方设法弄点钱买些必不可少的年货。所以，尽管天气奇冷，滴水成冰，一大早，贵阳城的大街小巷便热气腾腾，完全沉浸在除夕前的节日气氛中。蓦地，大街忽然传来声声急促的汽车喇叭声，紧接着便有一辆辆满载黔军士兵的汽车呼啸而过，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省政府跑步而去。顿时，贵阳城便被一片萧杀的紧张气氛所笼罩。街上，各种贩卖年货的摊子过早地收起来了，街两旁的老百姓，一双双眼睛惊恐地、直勾勾地盯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家烈还没有起床，听到黔军哗变的消息，完全懵了。他跌跌碰碰地赶到省政府，贼惊惊地从后门进了办公室，推开窗子一看，院里满是情绪激动的黔军官兵，他们或拿着碗，或端着盆，用手敲得山响，并有节奏地喊叫着：

“王家烈快发饷，我们要吃饭!”

“王家烈克扣军饷黑心肠，我们要抠你的屁股眼!”

“滚出来，吃兵肉，喝兵血的王家烈，不得好死!”

王家烈七窍生烟，全身都颤抖了。他对副官吼道：

“来这么多人，谁煽动的?”

副官茫然不知所措，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此时的王家烈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叫嚷着、咆哮着：

“你们这帮狗杂种，怎么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见?这是为什么?我养了一帮饭桶!”

副官们面面相觑，无人应答。王家烈又吼道：

“我的卫队呢?到哪儿去了?”

副官颤颤惊惊地回答：

“王主席，早已被叛军缴了械。”

王家烈气得发抖，看着自己豢养的这群面对突发事件、垂头丧气、茫然不知所措的文武百官愤怒到了极点，泼口骂道：

“老子就不相信，他丁国富这狗杂种，我现在就出去，看他能把老子怎么样?”

吼叫中，王家烈就要向门外冲去。副官忙上前挡住，劝道：

“王主席不能莽撞，此时你需要的是冷静。对付这帮人，要以柔克刚。更主要的是，为什么会发生兵变，我们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你千万别出去，一旦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事情就麻烦了。”

其他的文武官员也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道：

“王主席，李副官说得对，这些王八蛋既然敢对你翻脸不认人，煽动兵变，他们就会对你下毒手。”

“王主席，把夫人请来吧。”

“王主席，兵变平息后，一定得把丁国富这狗杂种杀掉，否则贵州不稳。”

王家烈越听越冒火。他暴躁地推开众人就向大门外冲去，在场的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愿挪动步子，只有两三个贴身的警卫这时跟着他。他走到大门处，猛然推开大门。他完全懵了，一千多士兵的枪口正对着他。倏地，他的胯沟里便沁出冷汗，双脚一软就站立不住，身旁的警卫忙扶住他。这时，一个军官走到王家烈面前，立正道：

“王主席。”

王家烈盯盯地看着这军官，终于认出来了。他满面春风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三军六师五团的马涛团长，毕节人。”

马涛又一个立正，说道：

“王主席，你说得对，我就是马涛。”

王家烈接上马涛的话，不无揶揄地说：

“马团长，我还是你的王主席?”

马涛却回答很干脆：

“现在还是，等一下，也许就不是了。”

王家烈急了，如坠五里云雾，忙问：

“你，……你们……想干啥子?”

马涛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我们奉何军长、丁副军长之命，带着六师三团的弟兄，找王主席领我们几个月的军饷。两位军长说，若如数发了军饷，你还是我们贵州省主席，如果不发就请你下野，我们也不再为你卖命了!”

“啥子军饷哟?”王家烈哭丧着一块脸。马涛说道：

“王主席，弟兄们上有老下有小，出来当兵就是挣一份生死钱，养家活口。可是，半年多了，你就没有给弟兄些发过饷。我们弟兄是饿着肚子，按照你的命令，整天跟着共军的屁股背后跑，你也太没有良心了。”

转瞬之间，站在省政府大院的黔军便吼叫起来，叫苦声、喊冤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一片混乱。马涛挥手制止，说道：

“王主席，你可以不管我马涛，你总得把这些弟兄当人看嘛。”

王家烈两手一摊，便哭丧着脸，叫苦道：

“马团长，你是知道的，贵州地方穷，政府的收入全靠鸦片烟。你看现在天天打仗，我也疲于奔命，鸦片运不出去，我哪有钱来发军饷嘛?不瞒你说，我王家烈也半年未见袁大头是什么样子了。”

马涛冷冷一笑，说道：

“王主席，不要再骗我们了，谁不知道王夫人一个钻石戒指，就值三万块大洋!”

王家烈哭笑不得，讷讷地东拉西扯道：

“马团长，我夫人家是贵州数一数二的大商号，是有钱。”

“王主席，你老婆家纵有金山银山，我们不稀罕。弟兄们要的，是卖命的军饷。”他稍稍停顿后，又继续说道：“委员长叫你追剿共军是给了钱的，前几天，一次就给了贵州一百万大洋；”

王家烈感到有些冤枉，瞠目结舌，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院里又爆发出一阵高似一阵的叫骂声。这时，王家烈完全是用哀求的口吻对马涛团长说道：

“马团长，哪个狗杂种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委员长何时何地给了贵州一百万大洋?他说这种伤天害理的假话，不得好死呀!”

马涛不买他的帐，厉声吼道：

“王主席，你别装猪吃象，这一百万大洋，你已拿到武汉和上海买了别墅，换成了黄金。”

王家烈瞪着眼睛，喘着粗气，呼天怆地哭叫道：

“天哪，天哪，哪个狗杂种冤枉我呀?”

院子里站的黑压压的黔军不相信王家烈的眼泪，叫骂声中更把盆盆碗碗敲得山响，犹如擂响了进攻的鼙鼓。

这时，王家烈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推开马涛，气冲冲地道：

“一定是丁国富这狗杂种撒了我的烂药，我找他算帐去!”

马涛伸手果断地挡住他，不客气地说道：

“不行，你不要金蝉脱壳。告诉你，你不发军饷，就别想离开这里半步!”

王家烈相信自己还是贵州省主席、黔军总司令，便不把马涛放在眼里。他将面前的马涛一搡，就要往外走。马涛抓住他，正色道：

“王家烈，你别卖弄省主席的威风，你如果不发军饷，我只要一声命令，弟兄们的乱枪就会把你打得稀巴烂!”

说时迟、那时快，随着马涛的话音刚落，院子里的一千多支枪，刷地一声举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王家烈。他真的害怕了，双脚颤抖着，有气无力地哀求马涛道：

“马团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马涛威严地最后通牒道：

“王家烈，限你半个小时，叫人把大洋送过来!”

王家烈早已吓成一瘫泥，弄不好尿都湿了裤裆，警卫只能连拖带抱把他扶进办公室。他刚进门，一个个早巳虚汗淋漓的文武官员将他团团围住。蓦地，会议室便被一片呜呜咽咽的嘤嘤嗡嗡之声所笼罩。好半天，王家烈像被注人了吗啡一样，求生的欲望在瞬息之间使他产生了挣扎的力量。他腾地站起来，推开众人，扑向电话，急促促地挂通后，便声嘶力竭地叫道：

“夫人，……天塌下来了!”

呆在公馆里的万淑芬，早巳知道第三军发生哗变、包围了省政府的情况。她的心情便忐忑不安起来，担心丈夫在乱军中有什么不测，本想驱车前往探望，又怕画虎不成反为犬。因为，往往在这种关键时刻，王家烈如果无法应付，便会求救于她。丈夫迟迟没有给她挂电话，也许好歹还能应付。她喝了丫环送上的燕窝莲子汤后，静下心来一想，便觉得黔军公然敢哗变，背后一定有名堂。第三军本是王家烈一手拉扯起来的王家军，军长、师长甚至包括一些团长在内都是跟随王家烈多年、出生人死的患难弟兄。当年他们在一起挑担担、赶马帮时都能把心贴在一起，现在尽享荣华富贵了却翻脸不认人。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唇亡齿寒、扯着鸡毛鸡骨疼的道理?她越想越迷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她派出去探听消息的副官回来报告说：

“夫人，薛岳设在省政府内的指挥部前，除了一个副官带着几个警卫站在那里隔岸观火外，没有任何动静。”

万淑芬什么都明白了，她像一头被无端欺负而发狂的母狮，咆哮着：

“这次黔军哗变，一定是蒋介石、薛岳这两个砍头的烂杂种策划、挑起的。他叫我拉不成车，我也叫他吃不成草!”

客厅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万淑芬拿起话筒，是丈夫张惶失措的声音。顿时，她便觉得问题有些严重，心中掠过一丝惊恐，转瞬，又镇静下来，回头叫道：

“刘副官备车，到省府大院去。我就不相信，丁国富这狗杂种敢把老娘去求雨!”

万淑芬的轿车，在贵阳街上不断响着刺耳的喇叭声，全副武装的卫队跟在轿车两侧奔跑着，并粗野地呵斥着过往的行人。紧张和恐怖的气氛，蓦然之间便弥漫了整个贵阳城。车内的王夫人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一副困兽犹斗的架式。轿车行至省府大院门口，被哗变的士兵挡住，跟随万淑芬的卫队急忙上前，端起枪，一字排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阵难耐的沉寂后，车门打开了，身披大氅、腰插双枪的万淑芬钻出车来。她高傲地抬着头、挺着胸、款款地向省府办公大楼走去。马涛上前挡住她，说道：

“夫人，请留步。”

万淑芬用眼睛斜瞅瞅地盯了马涛一眼，不可一世地吼道：

“嘿嘿，你小杂种是什么东西?竟敢挡你姑奶奶的道，滚开!”

马涛也怒目而视，不无嘲弄地道：

“噢，省主席夫人来了，我真有眼不识泰山。不过，你得睁开眼睛看看，什么时候了，你还狐假虎威抖威风?”

万淑芬无言以对，恼羞成怒，猛然从腰间拔出双枪对准马涛，厉声吼道：

“把路让开!谁敢挡我，死无葬身之地!”

王公馆的卫士见王夫人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也跟着叫起来：

“把路让开!把路让开!”

马涛对虚张声势的万淑芬冷笑两声，回头一挥手，院里一千多士兵都端起了枪，紧接着，又是一片使人心惊胆颤推子弹上膛的声音。马涛恶恨恨地盯着万淑芬，见她的双手微微有些颤抖，脸色也在瞬息之间变得煞白，知道她的心也是虚的，于是喝令道：

“缴了她的枪!”

马涛的话音刚落，便冲上十多个士兵，王公馆的卫队见状，忙护住万淑芬。马涛这时稳稳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倏地，只听见一声枪响，万淑芬身旁的一个卫士便鲜血淋淋地倒在地上。王公馆的卫士一下懵了，一个个被吓得屁滚尿流，几乎站立不住。一群哗变的黔军士兵蜂涌而上，三下五除二便缴了万淑芬和卫士的枪。万淑芬只怔怔地怵了两三分钟，便镇静下来，她侧头看了看犹如丧家之犬的随从卫队，一下子就改变了斗争的方式。她先把头发打散，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起来，继而翻滚在地，又嚎又叫，一副泼妇的嘴脸。

士兵们从未见过省主席的夫人会如此撒赖，一下子乐了，围着她闹着、叫着。马涛倒一时不知所措，痴呆呆地望着滚在地上哭闹的王夫人。就在双方都一时难以下台的时候，副军长丁国富来了。吼着叫着的士兵一见气势汹汹的丁国富，便轰的一声散开，各自回到位置上站好。丁国富走过去，弯腰对钱态芬说道：

“夫人，快起来。堂堂省主席、黔军总指挥的夫人，躺在地上打滚撒赖，成何体统?”

万淑芬一见是丁国富，非但不起来，反而哭骂得更厉害：

“丁国富，你这丧尽天良的龟儿子，你吃干老娘的奶，榨干老娘的血，翅膀毛硬了，就敢反老娘了。平时，你干爹干妈叫得多甜，现在你却翻脸不认人，我好伤心呀!我好伤心，怎么养了你这个白眼狼?”

丁国富表面是王家烈和万淑芬的干儿子，其实是万淑芬的撒气宝宝、是面首，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只是他俩蒙着耳朵偷铃铛，还以为别人是聋子、瞎子。丁国富见万淑芬不要脸不要命的样子，怕她还会说出一些有失体面的话来，便对站在身旁的士兵命令道：

“你们还楞在这里干什么?还嫌不够丢底现形，拉走她!”

万淑芬不等士兵动手，猛地爬起来，便哭叫着扑向丁国富，但是她还没有接近丁国富，便被几个士兵强行架走了。

丁国富和王家烈是结拜弟兄。他俩从挑担子、赶马帮、贩鸦片、打家劫舍时就裹在一起了。后来，在贵州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他始终是王家烈的铁血弟兄，并且为王家烈登上省主席的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丁国富也像万淑芬那样，虽没有进过什么正规学校，却生得精灵聪慧，能言善辩，颇有心计，黔军上下都说他是仅次于万淑芬的第二个摇鹅毛扇的军师。他长得一表人才，文文静静，很得万淑芬的喜欢。长期以来，只要王家烈不在身边，她就叫丁国富到王公馆打麻将，抽鸦片烟，甚至陪她睡觉，灯红酒绿，竭尽声色犬马之乐。按理说，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而丁国富在万淑芬身上却怎么也体会不到这种韵味，有的只是俗气和霸道。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他只能忍气吞声，强装笑颜，巧与万淑芬周旋。这次，蒋介石借追击共军为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便为王家烈和自己今后的出路担忧起来，不知老蒋会对他们如何下手。就在他陷入极度苦闷之时，薛岳派人来找他，软硬兼施，叫他干掉王家烈，并告诉他，委座的意思是，谁干掉王家烈，谁当省主席；他与何之重之间，委座特别喜欢他。不过，在倒王的过程中，千万不能让何之重抢了头功，否则委员长也不好自食其言。他得到蒋介石的旨意和承诺后，曾惊喜若狂，谁不想坐省主席的宝座?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对不起生死之交的王家烈，更害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就经常使用这样的伎俩：老蒋既可以干掉王家烈，当然可以干掉他，于是便有些犹豫不决。薛岳见此，多次催促，甚至下了最后的通牒，万般无奈的丁国富，在何之重的唆使下，不顾背着不义的骂名，铤而走险，煽动哗变，逼王家烈下野。马涛带着一千多兵士进驻省府大院时，丁国富便电告薛岳、何之重，并询问此次哗变该如何收场、下步应怎么办，找遍了贵阳却不见他俩的影子。他又问计于中央“剿总”司令部、参谋部，得到的回答都是薛副总司令没有任何交代，他们无法回答。直到这时，丁国富才知道受骗上当，为薛岳、何之重做了嫁衣裳。于是匆匆打电话问马涛，知道哗变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匆匆地赶来了，他想把事情先暂时压一下再说。丁国富走到一个僻静处，把马涛叫过去，吩咐道：

“马团长，我现在就去见王主席，你在外面维持好部队，不准乱吼乱叫，更不准乱来，一切听我的指挥，违令者，军法处置!”

马涛点头应诺后，目送丁国富进了王家烈的办公室。

有气无力的王家烈半卧半靠在沙发上喘粗气，见丁国富来了，如见救星一般地撑起身迎上来，笑容可鞠地说道：

“兄弟，你可来了。你看看，马涛一大早就带着这么多人来了，他究竟想干什么?”

丁国富本想来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但是，他怕寒了马涛和弟兄们的心，以后惹来麻烦，于是便说道： “主席，马团长也是没办法了。眼看就要过年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黔军官兵连起码的一点过年货都没有钱买。主席呀，人心同然嘛!”

王家烈觉得丁国富所说也有道理，但没办法，他也无可奈何。贵州本身就穷，连年打仗，现在又要供养这么多的军队，早已寅吃卯粮。蒋介石也说过，追剿共军，政府要发给适当的军费，至今未见分文，于是便对丁国富说道：

“国富兄弟，贵州是个什么屈样，别人不理解，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省主席，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日子也是难过得很。”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又道：“国富兄弟呀，就是弟兄们实在难过日子，你也应找我好好说嘛，同舟同济，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何必来这么多的人围着省政府大楼，喊打喊杀，要砍我的脑壳嘛。”

丁国富忙辩解道：

“主席，是我管束不严，让你受惊了，兄弟该罚。不过，也事出有因，贵州穷，弟兄们是清楚的，也从来没有为难过主席。前些天薛岳传出话来说，委员长给了贵州一百万光洋，还说……”

王家烈不等丁国富说完，就抢过话来，说道：

“国富兄弟呀，薛岳这狗杂种，真不是东西。他率部人贵阳城时，化装成士兵混进来，故意欺负我，现在又编造谣言陷害我，他就是搞乱我们贵州的罪魁祸首，我要找他算帐去!”

丁国富忙拉住王家烈说：

“主席，要逼你下野的，还不仅仅是薛岳，何之重就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人，说委员长给了贵州一百万光洋，都被主席拿到上海、武汉买了别墅、换成黄金，就是他对我说的，同时他还在士兵中传播：现在，贵州的阵脚实在不稳。你根本不能惹他，薛岳是中央军的剿总副司令，何之重手里也有近万人，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巩固位置，稳住贵州。”王家烈觉得丁国富所说，确有几分道理，便骂骂咧咧回到沙发上。丁国富又道：“主席，外面还站着弟兄们，大过年的，你多少得给他们几块钱，回家买点年货，否则把齐天大圣请来也难维持贵州这种局面，万万不能扩大事态，因小失大啊!”

王家烈思忖再三，觉得只有走放点血这条路了，于是便很心痛地说：

“国富兄弟，今天，我就叫财政厅张厅长盘点一下库存的大洋，想方设法都得给弟兄些发点过年钱，还望兄弟给大家讲清楚。只要贵州稳定下来、鸦片能运出去，我王家烈不会亏待弟兄们的。”丁国富顺水推舟，连连应诺，说道：

“主席，你能为黔军弟兄们着想，我等一定会为贵州的事两肋插刀、肝脑涂地!”

回到公馆，王家烈才觉得全身酸软，只随便喝了点燕窝粥，便到床上躺下了。掌灯时分，万淑芬走进卧室，坐在床边，对王家烈说道：

“绍武，这次闹事，固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薛岳煽动挑起的。但是，何之重、丁国富、马涛也是一帮喂不饱的狗。你看看，蒋介石才丢过来一根腊肉骨头，他们就翻脸不认人，认贼作父，咬起主人来了。依我的想法，先把这几个吃里扒外的烂崽干掉!”

王家烈摇摇头，苦恼地说道：

“夫人呀，你这么聪明、这么有心计的人，怎么竟然糊涂起来了，我杀了他们几个，你就不怕他们手下的几万士兵也杀了我们?蒋介石拿我左右为难，就因为我手下有几万黔军。”

万淑芬哈哈笑起来，娇嗔地说道：

“绍武呀，我还以为你一辈子都是一根肠子通屁股，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了。凡事也会用脑壳想想，我心里就高兴。”她走到桌边，倒过一杯茶递给王家烈，又说道：“绍武，解铃还得系铃人。既然老蒋煽动何之重、丁国富他们逼你下野，看来，你在老蒋心目中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我想，与其死在自己弟兄手里而引起混乱，倒不如把贵州这个烂摊子大大方方地交给老蒋，自己拣个清静的日子过，哪点不舒服嘛。”

“夫人，”王家烈呷了一口茶，又说道：“这样做，他蒋介石正瞌睡来了遇着枕头。他想方设法弄我，就是想逼我下台。”

万淑芬用手指撒娇地戳了王家烈的脑门一下，眯笑道：

“绍武呀，你这个脑壳，真的是阴沉木雕的老是不开窍。你想过没有，只要毛泽东还在川滇黔边境地区转，蒋介石就会让你当下去。他策动黔军哗变，就是想敲山震虎，吓你一下。然后，他又跳出来当好人，猫哭耗子假慈悲，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死心踏地的跟他卖命。”

王家烈根本没有想这些问题。万淑芬一说，他半信半疑，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说道：

“夫人，你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有点糊涂，何以见得呢?”

万淑芬略一沉思，便道：

“丁国富、马涛敢带这么多的人来围攻省政府，向你发难，没有蒋介石、薛岳、何之重支持打气，你给他们个十个胆子也不敢来。对其他的军长、师长、团长，我不敢说有太深的了解，他丁国富吃多少、屙多少、肠子有多长，我清清楚楚。他的一举一动，就是蒋介石的态度。事情发生时，他不出面，在后头指挥。你想想，马涛一个团长，能带这么多的士兵来，只是他的马前卒。最后，没有哪个人叫他，却自己跑来，找楼梯下台。这说明，蒋介石给他的也是一个空心刀头。再笨的人也许看出来了，坏人、好人都是他蒋介石一个人。”

王家烈听得眉飞色舞，连连点头称赞。最后，万淑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有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说道： “哎，我要是一个男儿身就好了。身为一省主席、黔军总司令，有人有钱有地盘，不蒙别人，反被别人蒙了。”

万淑芬这样责怪，王家烈听得多了，也无所谓。当年，王家烈帮万家挑担担、赶马帮时，万淑芬一眼就看出王家烈有朝一日必成大器，硬是要嫁给他。万老板坚决反对，万淑芬便对他爹说道：

“爹，王家烈以后一定是个带兵打仗的人，是个能成大器的人。他常常装猪吃象，别人还以为他诚恳、老实。但是，他是否成大事需要我帮助、指点。爹，你还不知道，多少个算命看相的先生都说，你女儿长就一副帮夫相。”

万老板拗不过从小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只得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成亲后，王家烈在万淑芬的点拨下，学会了贩鸦片，最后成了杀人越货、独霸一方的军阀。所以，王家烈非常感谢万淑芬的知遇之恩和扶持之情，于是便言听计从，就是万淑芬说了伤害他的过头话，他也只能打落牙齿连血咽。王家烈又慢悠悠地呷了口茶，才非常认真地问道：

“夫人，现在倒是应付过去了，下步该怎么办呢?”

万淑芬想了想，说道：

“绍武，明天你就到重庆找老蒋，向他提出辞呈，看他是个什么态度，探明虚实，我才好拿主意。”

王家烈不解。他怕老蒋推水推舟，便问道：

“夫人，我到重庆提出辞呈，要是老蒋一开口就答应了呢?我岂不是作茧自缚、弄巧成抽了。”

万淑芬爱怜地盯了王家烈几眼，满有把握道：

“绍武，据我观察分析，老蒋答不答应，你下野都是迟早的事，既然如此，迟下不如早下。如果下在老蒋手中，他好歹会给你一个空衔，我们拿着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黄金到外面享福去，在贵州也许你还会得个好名声。弟兄之间的争权夺利，危险得很，贵州历史上为争这个省主席几次都是刀兵相残、尸横遍野。”

第二天，他叫来丁国富开诚布公地把事情说清楚了，又叫来财政厅长，好歹给黔军凑了点过年钱，便带上几个贴身警卫，乘机直飞重庆。

蒋介石在重庆的下榻处座落在歌乐山上，一个中西合璧的花园里，那里依山势参差不齐地建有几幢法式别墅。此时，虽是隆冬季节，而别墅花园里却如阳春三月，花木扶疏，姹紫嫣红。一大早蒋介石就起来了，他先在床上半躺半卧地左右轻柔腹部四十下，喝了侍从送来的一碗老母鸡汤，洗漱完毕，便身着灰色棉袍，叫上陈布雷到花园里踱步。他俩走上望江亭，居高临下，透过郁郁葱葱的树木，极目远眺，长江犹如九天飘下的彩带，轻柔地环绕着秀丽的巴山，淡淡的雾霭伴随着它，充满了诗情画意。蒋介石颇有感触地说道：

“布雷先生，重庆还真是块好地方，日后有机会，倒要来好好地住上一段时间。”

陈布雷则说道：

“委座，重庆好是好，只是夏天太热了，又潮又湿，像在蒸笼里。”

蒋介石点点头，又说道：

“是的，是的，夏天不来，就是这个时候才来。布雷先生，你也来吗?”

陈布雷依然是那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说道：

“委座到时若还有兴趣，也不嫌布雷罗嗦，我一定侍侯委座于左右。”

蒋介石很高兴地说：

“布雷先生，好的，好的。”

这时，陈诚上了望江亭，报告道：

“报告校长，龙云已派孙渡手下鲁道源、龚顺壁两个旅，已进入镇雄，正向扎西靠拢。”

蒋介石听后，大为恼火，骂道：

“娘希匹，他毛泽东再是残兵败将也还有两万多人嘛。他龙云只派两个旅，五六千人去干什么?给毛泽东接风?还是送行?他龙云真想和我撕破脸皮?娘希匹!”

“校长……”陈诚欲言又止。

蒋介石威严地以一种不可质疑的口吻说：

“命令龙云，再派两个师，从昭通直插扎西，彻底截断毛泽东西进的路线，不得有误!

陈诚领命而去。陈布雷说道：

“委座，龙云也太狂妄自大，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否则他不知道是国民政府领导他，还是五华山领导南京政府。”

蒋介石怒气冲冲，道：

“是的，是的，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更是山高皇帝远，服管不服调，尾巴都翘上了天!”

一贴身侍卫走上望江亭，报告：

“委员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已到，在会客厅等待接见。”

蒋介石听说王家烈来了，怒气顿消，显得很热情地侍卫说道：

“来了就好，这里景色漪旎、空气新鲜，快把王主席请到这儿来。”

少顷，王家烈在侍卫的带领下，神情有些沮丧地走来。他一见蒋介石，便扑爬连天地奔上望江亭，几乎要跪下去，畏缩地叫道：

“委座……”

蒋介石急忙扶住王家烈，极为关切地说：

“家烈兄，你受惊了、受惊了。这个何之重、丁国富，一个小小的军长、副军长，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煽动兵变，我是一定要追究的。”

王家烈犹如一个失散多日的娃娃，一旦见到亲娘，如释重负，不仅落下泪来。蒋介石见状，真想呵斥一顿，堂堂省主席、黔军总司令怎么像个乳臭未干的顽童?此等模样，如何能治理黔省啊?而此时的蒋介石并未发火，而是好言安慰道：

“家烈兄，再大的委屈也不能这样嘛。我知道你是一个铁骨铮铮打江山的英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你都不眨一下眼睛，怎么一个何之重，一个丁国富就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士可杀，而不可辱，特别是自己的铁血弟兄，往自己背后放暗箭，尤为寒心呀。家烈兄，不管怎么样，我是支持你的嘛。”

“委座，”王家烈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哽咽着继续说道；“委座，何之重、丁国富这两个狗杂种，都是与我有八拜之交的铁血弟兄。多少年来，我一直把他俩当成自己的骨肉弟兄。想不到，他俩竟然见利忘义，煽动兵变，逼我下野，委座呀!他们这一手，简直是拿着刀一点点地割我的心肝五脏呀!”

蒋介石故意装出一副很理解的样子，仍好言劝慰道：

“家烈兄，你身为一省之主席、黔军总司令，怎么能跟下属计较呢?要有点大家气嘛，否则你怎么治理黔省啊?”

“委座，家烈也自感才疏学浅，今日来是请求辞去本兼各职，家烈愿告老还乡。”

蒋介石大笑起来，之后，便正色道：

“家烈兄，这怎么可以嘛。在这国难当头、共匪未除之际，你怎么能耍小孩子脾气，说什么告老还乡?这是要不得的。家烈兄在贵州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你要好好地干下去。”

王家烈感激涕零，又想跪下去。蒋介石走过来，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说：

“好了，好了，家烈兄，话就说到这里，不要再提此事了。今天，我专门为你准备了一桌独具贵州风味的佳肴，一来为你压惊，二来为你接风，你先休息一会儿，到时，我会叫侍卫长来接你。”

王家烈颤颤惊惊说道：

“谢谢委员长，家烈终身不忘……”

王家烈离去后，感到有些茫然的陈布雷不解地问道：

“委员长，借王家烈魁扣军饷之名，逼他下野，由丁国富取而代之，当初就是委员长定笃的，怎么……”

蒋介石阴险地笑了，说道：

“在贵州拿掉王家烈，由丁国富来取代他，是我的意思，这是对的。但是，布雷先生，我仔细想了一下，又觉得过早地拿掉王家烈，会使龙云、刘湘有一种兔死狗烹之感。这样便会导致他们和我离心离德。云贵川三省联合起来，不仅防范我，而且拆民国政府的台。现在，稳住王家烈，就是稳住了龙云、刘湘，也就稳住了西南三省。”说到这里，蒋介石稍加停顿，待陈布雷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时，他又继续说道：“布雷先生，我叫何之重、丁国富捅一下王家烈，造成贵州混乱，在此关键时刻我又出面维持，并拉王家烈一把，不仅让王家烈对我感激涕零、死心踏地跟我走，而且还给龙云、刘湘吃定心丸。这种两全其美、二桃杀三士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布雷先生，现在之中国，诸候割据，政令、军令不统一，我只有利用矛盾、无为而治啊。再说，贵州这个烂摊子谁能收拾?毛泽东的残部也还没有完全歼灭，我还得叫他为我卖力。”

陈布雷听到这里，对蒋介石把政治玩得这样炉火纯青，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蒋介石又道：

“布雷先生，丁国富和王家烈，是吃过鸡血酒的八拜弟兄。薛岳略施小计，许他一个空头衔，他竟然就卖主求荣，这样见利忘义的小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大用。”

“委座英明，盖世无双。”陈布雷说着，跟在蒋介石的身旁下了望江亭，向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别墅走去。

一辆新款的奥斯汀轿车顺着昆明翠湖的柳堤悠然平稳地轻快滑行着。车内，龙云紧闭双目，一动不动，不知是在小憩，还是在静静地思索。车子沿翠湖跑了一圈，又跑了一圈，才驶进树木葱笼、花团锦簇的卢公馆。待轿车稳稳地停在两层楼房前的缓坡上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卢汉便快步上来，打开车门，将龙云请进屋去。他俩上了二楼，七拐八弯才进了一间密室。室内的墙壁上，挂满了小香云等一些名角的剧照和生活照。龙云看着看着，真有点哭笑不得。卢汉请龙云坐下，又沏过一杯茶来，才坐到一侧。龙云端起茶杯，悠悠地吹去茶沫，轻轻地呷了一口，才问道：

“你风风火火地把我叫到这儿来，永衡，你究竟想干什么?”

卢汉故意想吊龙云的胃口，神秘地道：

“龙表哥，此事一旦成功，既可以把老蒋挤出西南，又可以平了广西，稳住刘湘，你又可以举起四省联帅的大旗。”

龙云盯着卢汉，好半天不说话。他已知道卢汉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是，他却不露声色，专要看卢汉怎么开场。卢汉被龙云盯得有点发毛，心虚了，嗫嚅道：

“龙表哥……”

龙云呷了一口茶，淡淡地笑问道：

“贵州那边有人来昆明了?”

卢汉顺水推舟，说道：

“龙表哥，我做什么事，都瞒不住你。”说着便推门离去，片刻领着徐参谋进了房间，介绍道：

“龙表哥，这位是王家烈总指挥的机要参谋副官徐彪。我们讲武堂的同学刘毅，是他的远房表哥。”

徐彪彬彬有礼，恭敬有加地道：

“龙主席，久仰你的英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过奖了，欢迎，欢迎。”龙云说着，指着旁边的法式沙发，请他坐下。

“谢谢龙主席。”徐彪坐到沙发上，和卢汉交换了眼色，才说道：

“龙主席，动身之前，王主席和夫人一再叮嘱我，让我一定对广西的往事表示深深的道歉。”徐彪说着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龙云鞠了一躬。龙云忙叫徐彪坐下，大度地说：

“好了，好了，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天地都换了一个样了，还道什么歉嘛。再说。王主席也有为难之处，我怎么能强求他呢?我龙云虽是山野之人，但这点肚量还是有的。否则，我还有什么英名让你徐参谋久仰嘛。”

龙云此番言谈使徐彪感到非常难为情，于是便转过话题说道：

“龙主席，离开贵州时，王主席和夫人叫我专门给你带来了上好的凯里青龙鸦片烟，还有一些其他的礼物，不成敬意，请龙主席笑纳。”

龙云不卑不亢，笑容可鞠地说：

“谢谢王主席和夫人还常常挂念着我。他们夫妇近来可好?”

龙云所问，正是徐彪来昆要说之事，于是忙接上说道：

“不瞒龙主席，王主席近来如坐针毡，非常不好。正是如此，王主席和夫人才专程派我到昆明向龙主席告急，万望龙主席拉他一把。”

龙云不露声色，平静地说：

“贵州的事，我已知道一些，确实唇亡齿寒啊!”

徐彪只以为龙云应诺了他的要求，便说道：

“夫人说，只要龙主席能派兵与我贵州联手，把中央军挤走，夫人愿亲赴广西把事情摆平，保龙主席登上四省联帅的宝座。”

卢汉一听，便哑然失笑，觉得这个参谋出来久了，贵州变成什么样子了，他还莫名其妙，一无所知，于是便问道：

“徐参谋，离开贵阳多长时间了?”

徐彪默默地推算后答道：

“有一个多月了。”

龙云又问：

“和王主席还有联系吗?贵州发生的事，你不知道?”

徐彪摇摇头。

龙云笑了，端起杯子轻轻地呷了一口茶，才慢悠悠地说道：

“徐参谋，毛泽东已离开贵州进入我们云南了。你所说之事，关系重大，我要认真考虑一下，何去何从，我会给王主席去电的。你回去，代我谢谢王主席和夫人，你也难得来昆明一趟，我叫永衡陪你再玩几天。”

徐彪见龙云如此重情重义非常感动，连连道谢，告辞而去。待卢汉回来时。龙云厉声喝道：

“永衡，你怎么这样糊涂?王家烈连我的底细都没有搞清楚，竟然在事关大局的问题上轻举妄动、草率从事，公然带着黄金、鸦片烟来拉我入伙，这不是睁着眼睛跳火坑吗?王家烈把生命相关的大事当成儿戏，这样的草包，你也敢和他联盟?你不知道贵州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卢汉自知理亏，应附地答道：

“知道一点。”

龙云说道：

“土城战役后，老蒋以重新布置防务为名，把黔军分得七零八落，连王家烈自己都说不清楚他的黔军现在驻扎在什么地方?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帮我摆子广西，让我做四省联帅。”

卢汉嗫嚅着，说不出话来。龙云又道：

“永衡，黔军现在被蒋介石搞得四分五裂。前些天，丁国富又煽动兵变，差点把王家烈搞下了台。这事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完全是老蒋一手策划、操纵的。结果他却猫哭耗子假慈悲，既卖了王家烈，又卖了何之重、丁国富。我敢断言，王家烈下野只是迟早的事。”龙云说着，又端起茶杯，正欲喝茶，卢汉见状便想插话。龙云放下茶杯，断然喝住，又继续说道：“在这种时候，我躲老蒋都还来不及，你贪点小便宜竟然引火烧身。你不知道毛泽东窜进扎西已四五天了?蒋介石几次电催，叫我出重兵包围，他想把我的大本营掏空了好收拾云南。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卢汉不以为然，道：

“龙表哥，你不像王家烈，完全可以不理他，逼急了，他老蒋就不怕西南三省联合起来?”

龙云却说道：

“永衡，你说得倒很轻松。依我看，现在的贵州四分五裂，王家烈也名存实亡了。老蒋反而不对他下手了，却把注意力放在云南身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卢汉道：

“龙表哥，贵州的事，徐参谋带着重礼找上门来了，你以为我相信他说的那些鬼话?毛泽东进入扎西，是为了活命，迫不得已。所以，扎西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据我分析，他必经镇雄再次进贵州。只有贵州，毛泽东才有回旋余地，因为贵州势单力薄、没有力量吃掉毛泽东。龙表哥，如果你要讨好蒋介石，就急速把孙渡部调到镇雄一线，定可杀毛泽东一个片甲不留。当然，这样的结果，免不了兔死狗烹。毛泽东这个心腹之患除掉了，你也就成了老蒋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历来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既要毛泽东的脑袋，也要你的脑袋。依我之见，倒不如留下毛泽东这支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力量，你在云南的位子反而安稳些。我敢断言，只要有毛泽东在，蒋介石就得叫我们当他的撵山狗。”

龙云击掌，满意地笑道：

“永衡呀，你若把心思放在正事上，精灵之处没有其他人能和你相比。毛泽东进入扎西，确实为了逃命，这点我也是看准的。不是我小看他，再过十年，他也没有力量和滇军抗衡，而蒋介石要吃掉我，却易如反掌。”

卢汉正在兴头上，接过话茬，又说道：

“龙表哥，当年吴三桂镇守云南时，袁崇焕就多次告诫他：云南乱，你滇王的位置就稳；云南不乱，你吴三桂的气数也就尽了。结果，吴三桂的悲剧恰恰被袁崇焕所言中。”

龙云静静地沉思片刻后说道：

“永衡，依你之见，毛泽东不管走到云南哪点，我们的方针始终坚持只追不打、只堵不打、只打不追?”

“龙表哥，所言极是。”

“既然如此，不管如何调度孙渡都是为了虚张声势、做做样子。即使主力到了镇雄，也只叫孙渡虚晃一枪，只打雷不下雨。但是却千万不能让毛泽东从镇雄进贵州，否则蒋介石会说我抵抗不力，追剿不力，重蹈侯之担的覆辙。”

卢汉连连点头，高兴地说道：

“卢龙哥，这样做，你戏弄蒋介石，比薛岳装成士兵进贵阳城戏弄王家烈还精彩。”

龙云呷口茶，放下茶杯，道：

“不过，你想过没有，不准毛泽东从镇雄进入贵州，他往那儿走呢?”

卢汉笑道：

“龙表哥，你这是故意考我呀?迫使毛泽东原路返回，处处都可以进入贵州。”龙云从心里佩服卢汉的谋略，但嘴上却不说什么，只默默地点着头。卢汉又问道：“龙表哥，人家徐参谋千里迢迢走了二十多天从贵阳来昆明也不容易，给人家一个明确回话吧。”

龙云想了想，道：

“你找几个人，陪着他在昆明玩，搞得他乐不思蜀。十天半月后，再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回到贵阳时，说不定王家烈已经不当主席了。”

两人会心地笑了。

夜已经很深了，张闻天还没有睡。马灯如豆的火苗，烁烁闪动，他坐在稻草铺就的床沿边上，几乎整个身体都伏在小木桌上，认真地修改着《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警卫员小吴进来了，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放在桌子上。：

“总书记，夜已经很深了，你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今晚你得好好地休息一下，明天还得开会。”

张闻天慢慢地抬起头来，望着小吴笑道：

“小吴，代中央起草的决议还没有完稿，明天早上开会拿什么去讨论研究?”

小吴抬起姜汤，递给张闻天，极为关切地说道：

“总书记，再忙，也得注意身体。你不休息，没日没夜地干，我心里就特别难过。总书记，趁热你就先喝几口，祛祛寒。”

张闻天甜甜地喝了几口姜汤，把碗放到桌子上，才开导小吴道：

“小吴，我才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算什么苦?，我们前线的红军战士吃不饱穿不暖，现在还卧在雪地上。有些伤员没有药治，化脓的伤口里还爬出蛆来。我一想到他们就精神抖擞，什么疲劳都没有了。”

小吴深情地望着张闻天和善而坚毅的脸庞，透过厚厚的镜片，总书记那双熬得红红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那样的深邃，就像高高的天穹不知那儿是它的边缘。

张闻天目送小吴出去，又伏案疾书。良久，他离开床沿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子，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他回顾了中央苏区近两年来的急剧变化，心里沉甸甸的。他根本没有想到，三十多万的红军，几十万平方公里和上千万群众的根据地，竟然在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几乎全部丧失了，使革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红军面临的任务是什么?他在决议中应该作出明确的回答。于是，他回到床边坐下，拿起笔，把头凑近马灯，旗帜非常鲜明地写道：

“决议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就是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红军处于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

张闻天写着写着，全身的热血都好像在沸腾，使他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这时，雄鸡高吭地啼鸣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东方出现了一缕特别明亮的霞光，紧接着一轮彤红的太阳冉冉升起。

张闻天推开房门，屋外的那条小河，在冬晨太阳那极柔和的光线照射下，雾蒸霞绕，烟雨氤氲，房前屋后、沟沟坎坎边上的翠竹、绿树，亦被嵌镶上一圈金边，远峰嵯峨如黛、近山碧透，此时的庄子上犹如仙境一般。张闻天扬起手臂，尽情地几次反复的深呼吸后,几天来的疲倦消失了，倍觉心旷神怡。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洛甫哟，这样的大好时光，也不叫我一声，怎么能一人独占啊?”

张闻天和善地笑着，说道：

“泽东同志，深夜四点，我看你和恩来的屋子还亮着马灯，不到开会的时间，怎敢打扰。”

毛泽东点燃香烟，悠然自得地吸着。这时，周恩来跨出门槛，便说道：

“洛甫同志啊，你可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你才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会。?

“对呀，洛甫同志，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你肩上的担子重得很哟，你可不能累倒。”毛泽东说话时，显得特别开心。张闻天还是和善地笑着，有感而道：

“泽东、恩来同志，你们俩说得很对，遵义会议已召开了半月有余，会议的内容还没有传达到党员和红军之中，大家的思想也很混乱，需要中央尽快统一。原先，党的总书记是博古同志，很多事情我心里着急，但一想，总有博古撑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遵义会议上，大家要我起草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离开遵义后，如何动笔，虽作过一些思考。但是，一路上忙于行军打仗，根本没有任何动笔的机会。花房子会议后，感谢你们信任我、支持我，而我个人却挑起了一副确实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的担子。如果没有泽东、恩来和朱老总等同志的帮助支持，我根本无法承担，早被压垮了。现在，党和红军又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需要我加倍的努力，我不能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和希望。”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了解张闻天，听得出他的这席话，完全是肺腑之言。毛泽东说：

“洛甫同志，从三二年到现在的三、四年时间里，你为了坚持真理，遭到了王明、博古和李德的排斥打击。为了给我毛泽东主持公道，实事求是地发表一些意见，更是吃了不少苦头，我毛泽东是知道的，是不会忘记的。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广大劳苦大众翻身救解放的阶级之争，是中国无产阶级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大趋势。既然历史选择了你洛甫同志，恩来同志和我毛泽东，以及千千万万的能人志士，就会自觉地支持你、帮助你，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洛甫、恩来同志呀，一想到我们在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正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献身，我就激动兴奋，什么烦恼、什么苦难，就完全抛在脑后，就全心全意地去履行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泽东同志，你几句话就把革命的道理说得这样透彻，我是完全赞同的。”周恩来说到这里，一双真诚聪慧的眼睛深情地凝视着毛泽东，良久才道：“泽东同志，红军进入扎西后，不少同志认为，红军目前即便在极端困难之中，但是，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都相信革命的航船一定会驰过惊涛骇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几分幽默地说：

“恩来同志，你太过高地看我毛泽东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可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周恩来亦会心地笑了，说道：

“泽东同志，你也不能忘记，英雄人物一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便可以推进社会前进的步伐，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张闻天颇有同感，他抢过周恩来的话题，有些激动，而又有些兴趣盎然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还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它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婴儿一样，必然给母亲带来阵痛。而伟大的英雄人物，就是新生命的助产婆，他能在新旧制度的交替中，减缓社会的阵痛。马克思从不否定为人民谋福利、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英雄，当然英雄不是自封的，他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得到人民公认的。泽东同志，说实在话，你这些正确主张，真正是在吸取教训后逐步认识到的，你也是在革命斗争的考验中得到全党全军公认的。”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道：

“洛甫、恩来同志，你俩不愧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秀才啊，讲起马克思主义一大套、一大套的。我出身低微、起于草莽，在这方面简直无法和你们相比，我得老老实实做你俩的学生，认真地向你俩学才对哟。”

三人又是一阵轻快惬意的笑声，旁边一棵硕大的女贞树上，两只似乎也通人性的喜鹊快乐地鸣唱着，给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愉快的心情增添了几分喜悦。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朱德来了。正在毛泽东他们三人谈笑风生的时候，陈云和邓小平也先后来了。张闻天招呼大家道：

“诸位，虽然出了太阳，但毕竟是冬天，外面冷飕飕的，大家又穿得单薄，还是进屋子里谈吧。”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到屋子，刚刚坐定，博古、凯丰和躺在担架上的王稼样也来了。

屋里生着木炭火，煮沸的开水冒着热气，桌上除了开会必需的东西，还有煮熟的土豆，这对长期处在半饥半饱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早点能有土豆算是美味佳肴了。大家都不讲客气，兴高采烈地吃着。张闻天更是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他边剥着土豆的皮边调侃道：

“诸位，不要太急，谨防土豆噎人。”

一阵欢快的笑声过后，周恩来说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却吃掉洛甫同志半个月的津贴。为吃这顿土豆，小吴天不亮就起床准备了，就像对待国宴那样隆重。”

笑声中，张闻天站起来，走到担架旁，把剥了皮的土豆递到王稼祥的手里。两心相印，王稼祥的眼里闪烁着感激的泪光。回到桌子旁，张闻天说道：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就开会吧。今天会议的议程有两项：第一，研究讨论《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制定红军新的行动方案。”他说到这里，抬起头来，用和善的目光扫过每一个同志庄重而显得神圣的面庞，端起搪瓷缸，甜甜地喝了一口开水，继续说道：“由我代中央起草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是遵义会议决定的。离开遵义，我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等同志的发言以及遵义会议通过的几项决议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头脑中形成了初步框架。行军途中，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泽东、恩来、博古等同志进行了交换，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由于行军打仗，加上土城战役以后，党和红军的情况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有些问题还需作出新的思考、新的判断，所以，一直未动笔。直到进入扎西，红军才赢得了休整的时机，在大河滩我熬了两夜，总算拿出了决议的初稿。因为时间紧，还来不及在常委中传阅、征求修改意见，就直接拿到会上来了，还请诸位包涵。现在，我就先照原文念一遍。”

张闻天把决议草案通读完毕，已是上午十点。决议的基本观点、基本提法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在起草过程中，他又多次征求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所以，张闻天读完全文后，请大家发表意见时，毛泽东便首先说道：

“洛甫同志代中共中央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决议很全面，道理讲得很透彻，不愧是我们党的理论家、大笔杆子哟，我都赞成。只有两点建议，第一，可否在题目里加上‘关于’二字，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样便突出和强调了决议的重点。第二，‘决议’删掉二人检讨的副标题，不提博古和恩来的名字，用某某代替，这样有利于加强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但‘决议’中必须点华夫的名字，重点指出他的错误，旨在让大家吸取教训，同时在思想认识上，也该让华夫承担一点责任。”

周恩来很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道：

“中国的革命事业，是第一次由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争取解放，用革命的暴力砸碎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事业。所以，不能一蹴而就，它必须遭受挫折，必然经历磨炼。我们要走过荆棘遍野、坎坷不平的道路，抛头颅、洒热血，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赢得胜利。所以，错误难免，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形成决议，目的是使我们在挫折中变得聪明起来，不再走过去的老路，引以为戒。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能在革命斗争中看到和认识自己的错误并改正错误，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认识的基础，对个人完全没有任何指责。我在遵义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知错就改，表明我实事求是、有勇气、坦诚和不固执己见。我认识到的错误，检讨了就不翻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个人的得失，比起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显得太渺小了。我们在座的诸位委员，思想如果不能统一到这个决议的精神上面来，就无法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泽东同志建议，不点我和博古的名字，用某某代替，只点华夫的名字，既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团结了同志，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建议，非常好，我完全赞全。”

从遵义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到张闻天代中央起草的总结，凯丰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土城战役后，他这种思想变得更加强烈。他曾几次找过博古，希望他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立场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党的原则，不要怕孤立，不要屈服于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压力，历史将会作出最公正结论。土城战役后，他一边散布毛泽东也不会指挥打仗，——边竭力煽动博古不仅要顶住，而且应该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尽早恢复“三人团”。在花房子会议之前，他曾对博古说，中央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土城战役后变得更加具有戏剧性了。谁胜谁负，还没有完全定笃。关键的问题是要想尽办法，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才能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表示，只要博古在会上发言，他不会袖手旁观，甚至愿意到红一军团找李德密谋策划，想尽办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最后通过斯大林来压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就范。但是，博古不管凯丰如何慷慨激昂，始终没有发表意见。他心里非常明白，不管他如何强调客观原因，中央苏区几乎完全丧失，三十多万红军损失大半，白区党的组织完全遭到破坏，他是有责任的，共产国际的远水，救不了中国革命的近火，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得靠自己。事实证明，湘江战役后，他和李德在全党全军中除了凯丰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听他的指挥了，他无法控制更无法扭转这种危险的局面，凯丰见博古没有发言的迹象，急了，竟不顾自己是一名候补委员的身份，便急急地说道：

“我认为决议中只提华夫一个人的名字，是不公平的。不能把、所有败仗的责任都由华夫来承担。”

此时的毛泽东正拿起一个土豆欲吃，听完凯丰的发言，便把土豆放在桌子上，从口袋中摸出一支烟来，走到火盆旁将烟点燃，直起腰吸了一口，才说道：

“凯丰同志，《国际歌》里不是有句话吗，‘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砸碎身上的锁链，全靠无产阶级自己’。所以，恩来同志说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任何人都无法包办，无法替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决议中只点华夫的名字，就是明确地告诉他，中国革命不需要他指手划脚，更不需要他来瞎指挥。我毛泽东不要，洛甫、恩来、朱德、陈云、稼祥同志也不要。”

凯丰强辩道：

“我承认，华夫在军事指挥上有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倾向，使红军遭受损失，他当然有责任。但是，你指挥的土城战役，死了五千多红军，欧阳团长、赵云龙政委也牺牲了，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毛泽东针锋相对道：

“凯丰同志，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毛泽东历来光明磊落，从不文过饰非，从不贪天下之功为已有，我有责任，但我能向中央和全体红军说清楚，这点请你放心。”

周恩来气愤地说道：

“凯丰同志，这是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你怎么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顾全大局，发泄个人的思想情绪，说些极不负责的话?”

张闻天也批评凯丰道：

“凯丰同志，我们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一开始，议题就非常明确，主要是通过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你不应该节外生枝地提出上城战役的问题。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是李德独断专行、在军事上的瞎指挥造成的。而土城战役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遵义会议上集体研究决定的，你凯丰也是同意的。”

凯丰却强词夺理，插话道：“遵义会议决定的是北渡长江，进入四川，没有研究土城战役的问题。”

周恩来打断凯丰的话，说道：

“凯丰同志，不进行土城战役，红军从哪里渡江进入四川？”凯丰无言以对。

朱德、陈云和王稼祥也从不同角度对凯丰予以批评。博古本不想说什么，但见所有的人都明确地表了态，凯丰甚至为自己的事情，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的严厉批评和辛辣的嘲讽，心里极不是滋味，想了想，还是说道：

“大家都知道，凯丰同志是一个坦诚磊落的人。他直言快语，心里装不下半点疑惑。他刚才所作的发言，为我说话，受了委屈。其实，他的发言也没有什么恶意，无非也是提醒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红军不再出现土城战役那样的败仗，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我希望大家理解他，不要抓住不放，更不要因为我的错误，影响团结，诛连别人。对于五次反围剿的决议，大家都表示了赞同意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除了保留我个人的意见外，我尊重同志们的意见。”

博古持这种态度，张闻天早在意料之中，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对决议未提只言片语的反对意见，这和遵义会议相比是一个大大的进步。这说明博古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张闻天说道：

“同志们，遵义会议召开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天了，会议的精神没有及时传达，在党内、红军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我是有责任的，应该作自我批评。今天，在扎西大河滩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我代中央起草的这个决议，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它标志着我们完全摆脱了错误路线的左右，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它同时标志着我们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大河滩会议将和遵义会议一样，永远载人我们党和红军的光辉史册。现在我宣布：《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

屋子里爆发出热烈欢快的掌声，犹如滚滚春雷，响彻整个寰宇，震撼着神州大地。透过张闻天厚厚的镜片，他的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现在我们研究讨论第二个问题，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先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毛泽东用敏锐的眼睛扫过会场，又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才侃侃而谈道：

“洛甫同志叫我讲话，我毛泽东恭敬不如从命，就先说几句。洛甫同志代表中央起草的决议，大家都表示了赞同，这就是说，在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我们中央有了较为统一的意见，有了上下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这是天大的好事。我敢断言，党和红军将会很快走出困境，从胜利走向胜利。同志们，党和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怎样战胜蒋介石在川滇黔的敌人，否则我们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我们必须制定出新的行动方案。目前，蒋介石沿长江部署了几十万敌军，我军原定的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哪儿有我们的回旋余地呢?我建议，根据目前红军的处境，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用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黔东的有利发展。正因为如此，红军主力目前的任务是尽快脱离川敌，充分作好和滇军作战的准备。”

周恩来说道：

“泽东同志的建议，是以北渡长江根本不可能实现为前提的，充分体现了泽东同志灵活机动的战略思想和战术部署，是可行的。要实现这个行动计划的关键，是打败驻守在镇雄的滇军，否则无法进入贵州。”

朱德说道：

“根据情报，驻守镇雄的滇军，除当地的民团外，还有孙渡的两个旅，估计有四千人左右。五号，中央军委给各军团发出了尽快脱离川敌、速向扎西聚集的命令。到现在为止，中央纵队、三军团、五军团和九军团，除少数伤病员外，已全部到达预定地点。第一军团接到命令后，却在珙县、古宋一带按兵不动。”

毛泽东说道：

“一军团如果不向扎西靠拢，面对几十万敌人，处境非常危险，万一敌人向他们发起进攻，后果不堪设想。朱老总，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第一军团发报。”

朱德点头应诺。周恩来道：

“同志们，党和红军现处在最为困难最为危险的时候，我们必须同舟共济，顾全大局，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才能战胜敌人，实现我们新的行动计划。朱老总，你在给一军团发报时，必须向林彪讲清楚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陈云、王稼祥也相继发言，均表示了支持意见。而博古和凯丰，却闷闷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张闻天侧头问博古、凯丰道：

“博古、凯丰同志，大家围绕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们俩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

博古喝了一口水，将杯子放下，又扶了扶眼镜，才慢慢地道：

“过了赤水河，进入云南扎西，我参加了水田寨花房子常委作适当分工的会议。中央决定，我的工作由洛甫同志接替，因王稼祥身体不好。还同时决定，由我先把王稼祥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我想利用现在工作相对减少的机会，认真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其实，党和红军走到这一步，我是有责任的，这点我是不会推卸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我不懂军事，更不会指挥打仗，总觉得华夫同志参加过苏联十月革命和镇压白匪军暴乱等不少战争，很有经验，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的军事专家，指挥打仗是内行，所以，几次战役都完全依靠他，忽略了同志们许多正确意见，使红军遭受了一些不该遭受的损失，教训是惨痛的。遵义会议，撤销‘三人团’，对我和华夫同志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我不能接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从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那天开始，我是完全而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究竟有多大的错误，应该由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的判断。所以，对有些问题想不通，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为了顾全大局，我同意洛甫同志代中央起草的总结。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我是抱着必胜的信念的，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是坚定不移的，我愿为它奋斗终身，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刚才洛甫同志在决议中提到，现在，我们红军没有根据地，这就需要我们去开辟、去创造。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必须同舟共济，才能走出困境，否则红军断无出路。所以，我真切地体会到，现在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和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同时，从湖南到贵州后，我也悟出’一个道理，蒋介石加紧了对我们的围追堵截，红军就必须根据现实状况，灵活机动地改变自己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建议突破镇雄防线，进入黔西，逐步向黔东发展，并用战斗的胜利来打开局面，我认为是可行的，同意这个建议。”

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人听完了博古的发言都很受感动，觉得博古的思想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张闻天说道：

“博古同志的发言，很中肯、很感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通过研究讨论，大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放弃北渡长江、进人四川的计划，尽快脱离川敌，转向川滇黔边境，以黔东南为发展地区，用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建议。请恩来、朱德同志围绕着这个新的行动计划，作出部署，并电告各军团，争取在二月九日前，红军全部聚集扎西。”

毛泽东将烧到手指的烟头丢进火盆，说道：

“恩来、朱老总，再单独给林彪、聂荣臻发电报，命令红一军团必须尽快脱离川敌，迅速向扎西靠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如何制定落实新的行动计划，我和朱老总再具体研究，尽快形成方案，常委过目审定后，就命令各军团执行。给林彪的电报，我们马上拟发。”周恩来刚刚说完，朱德便接着说道：

“今天，先头部队已接近扎西了，明天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就可以进入扎西。三军团彭德怀报告，扎西民团总司令肖增武是个恶贯满盈的恶霸，他凭借手中的几百条枪、上千土匪，拒不投降，想负隅顽抗!”

“那就坚决消灭他!”毛泽东说着，激动地站起来，又继续说道：“我们还是老策略、老办法，凡地方武装，不与红军为敌的，暂不理睬。”

周恩来也道：

“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进入扎西后，要争取几天时间进行休整和缩编。所以，消灭肖增武的民团，对于我们发动群众、做好扩编工作、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非常有利。朱老总，命令三军团，作好全歼肖增武的准备，迎接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进入扎西。”

入夜，北风卷着大雪，漫天飞舞，扎西一片朦胧。

作者：曾令云 时间：200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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